二十年，我的心难平

尤维洁

一九八九年“六.四”惨案的发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伤痛在心中永远抹之不去。

我忘不了，那些充满朝气年轻学子为民请命，反腐败、反官倒、为国家能够真正步入民主、自由、法制的社会而振臂高呼的身影。

我忘不了，北京市各行各业乃至老人、妇孺，都在声援学生们表达自己爱国诉求的决心。

我忘不了，当学生们进行绝食，北京市民像对待自己孩子那样，为他们送水、送饭，香港同胞为他们送帐篷，尽管，他们的绝食行为我并不赞同。

我忘不了，当5月19日第一次戒严时，北京市无论是郊区农民还是普通市民，自发的去堵住路口，把公交车推到路中间，他们只有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就是阻止军队不要进城，去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

我忘不了，当第一天戒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手拉着手，秩序井然地围成一圈又一圈，天上飞着直升飞机，他们毫无恐惧地说：“军队要来就来吧！”然而，这些在和平时期长大的孩子，又怎么能知道什么是杀戮？什么是流血？什么是残暴！

六三夜晚的枪声，震撼了北京市每一个人的心。听到楼下邻居的议论，我们走下楼。有很多人从西单回来，话音里充满了恐惧。他们说，西单那里机枪不时地扫射，看到地上一滩滩的血迹。我们问他们：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不知道，因为不敢再往前走。我和我的丈夫都很关心广场上学生的情况，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我的丈夫说去看一看，骑着自行车去了。作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汉子，他有着对自己生命的珍惜，有着对自己家庭妻儿的责任；但是做为北京市的市民，他更有一份社会责任心。正是这一份责任心，他义无反顾地骑车去了。这一走，他却被子弹无辜地夺走了生命。

他是凌晨一点多离开家的，我睡不着，内心里对他的去有一份牵挂，后悔为什么没有把他拦住，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我也应该和他一起去的。我希望他不要出事，能够平安地回到家里。

这时，我把孩子锁在家里，自己在家门口临街的马路上走着，顺便向来往的路人打听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凌晨三点左右，我听到长安街方向传来一阵相当密集的枪声，我的心一紧，马上想到我的丈夫，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位置会不会出事，很想立刻骑着自行车去沿路寻找他。然而，我心里很清楚，茫茫人海中去寻找这是不可能的。我回到家，在家里等他回来，直到清晨六点多依然不见他的踪影，我有些着急，门也没有锁便下楼去等。

等了一会，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又回到自己家里，在楼梯上看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从楼上往下走，看到我问我是不是杨明湖的妻子，我说是的。他告诉我：“杨明湖受伤被市民送到同仁医院急诊室。送杨明湖的是一辆平板三轮车，上面拉了七个人，五个人已经死了，只有杨明湖和另一个人是活着的。”他还告诉我：“当时，同仁医院门诊楼正在修建，楼的表面全都搭着脚手架，到急诊室走廊不通，只有从地下室通道才能过去，另一个活着的人在地下室通道只说了一句我是煤炭部的就死了，他是被刺刀捅到后心死去的。（我至今不理解什么样的深仇大恨，不但用枪打还要用刺刀捅！）”他说：因为抢救伤员身上全是血，为了给我送信，他悄悄地回家，换了衣服瞒着父母到我家里来给我送信，因为他是独生子，怕他父母为他担心。他安慰我他来时杨明湖在急诊室已经被妥善地处理，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

我向邻居托付好孩子，匆忙地赶到医院。沿路到处都是燃烧过的公交车，有的依然在冒着烟，还有各种路障横在马路中间。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与北京市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发生了一场殊死的敌、我之间的战争！在医院门口，看到一位身穿黑色衣裙的女子在那里哭泣，旁边有人在安慰着她。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姓名，她叫张艳秋，她的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当场打死在她的身边被送到同仁医院。我在急诊室内找了一圈，没有找到我的丈夫，所有的屋子和走道上到处都是人，衣服上都是血，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的胳膊上绑着纱布绷带呻吟着，空气里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我无暇顾及旁人，找到护士问道杨明湖，护士告诉我他已经被送到三楼的手术室去了。我在手术室门前等了两个多小时他才被推了出来，看见他神志清醒地躺在担架上，内心里一阵欣喜，我问和他一起出来的医生，他的伤势怎么样，手术做得好吗？医生回答我：“手术应该比较成功的，子弹打到膀胱，膀胱打碎了，已经给他缝合好了，骨盆是粉碎性骨折，我们没有办法给他清理，只能以后再说了。”当时，我并不理解医生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我天真地认为骨盆粉碎性骨折，慢慢地长长就能够好起来。然而，我的丈夫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我觉得我活不了，送我到单位的合同医院人民医院去，我对不起你和孩子，你要带好孩子。”我鼻子一酸，安慰他说：“你不要这么说，你会好的，你看战场上有的肠子都打出来了不是也活了吗？你的部位不在要害处一定会好的。”事后，我才知道他受的伤非常严重。他告诉我，他当时站在南池子马路边上，是被从公安部出来的部队打中的。部队战士一边开枪一边往外冲，他们用他们手中的枪，是在屠杀与他们血脉相连，身体里流着同民族血的普通市民和学生，一个个无辜的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地倒了下去。！

当我在北京同仁医院陪他的两天中，我的心依然在滴血、在震撼！

我在医院急诊室里，看到的都是浑身是血的学生和市民伤员。在那个血腥的夜晚，有多少家庭遭受到灭顶之灾啊！尤其是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们，他们将如何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6月5日上午，杨明湖的伤情突然恶化，急需输血但医院内没有血浆。万难之下，医生带着我来到马路边上，向行路匆匆的市民求助。那时，立刻有十几位普通市民毫不犹豫地到医院检查血型为杨明湖输血，我顿时感动极了。政府的冷漠与普通市民的大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杨明湖的生命正在慢慢的逝去，想着他和死神搏斗时的无比痛苦，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睁着眼睛大口大口喘着气，我的心上无时无刻都在滴血。在六月六日早晨，医生量他的血压没有了，用手术刀将他小腿静脉切开，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他原本睁着的眼睛再也闭不上了……。他不再听我的呼喊和要求，他等不到孩子来见上一面。他是骨盆里有些血管没有找到，一边输血一边失血，腹腔感染导致心力衰竭而死。抚摸着逐渐变冷的身体，想着按照他的遗愿为他做最后一次清洗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隔二十年依然在我心头。

我的丈夫走了，而我却在炼狱中受着心灵的煎熬，我无法面对这一残酷的事实：我只是工厂里搞科研的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平日里工作很忙，这一事件发生之后，三个月内我无法正常工作。我痛苦着、反思着，我不愿意接受政府为了洗脱自己屠杀人民的罪责，一遍又一遍强迫人民接受的是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理由，甚至在大屠杀发生后，还要进行“大清洗”，还要去抓所谓的反革命。人人都要对“六.四”大屠杀表态称好，在媒体宣传中对“六四”大屠杀涂脂抹粉，但是墨写的谎言终究是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这样的政府还能自誉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府吗？！

当我在八宝山火葬场为我的丈夫送行时，看到死者名单中有一个9岁的孩子死于六四的晚上，心里很难过，难道这个9岁的孩子也是暴徒吗？！我不知道这个孩子的父母亲该如何度过这日日夜夜，不知道这个孩子长的什么样。对一个9岁的孩子施暴，无论如何都觉得太残忍，二十年了，至今我依然不能把这个孩子的死忘怀。呼吁世人不要忘记二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曾经有个9岁的孩子还没有来得及去认知这个世界，就倒在血泊中，再也不能用他那稚嫩的童音去叫他的“爸爸！妈妈！”

我经过内心痛苦的挣扎与反思，一年后决定把“正常死亡”的抚恤金退回给杨明湖的单位，我告诉他们单位的领导，这笔800元的抚恤金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如果我用了，我会有罪恶感，是在亵渎死者的亡灵。因为，他不是“正常死亡”，那每一分钱里都沾着逝者的血。虽然，在当时那已经是最好的处理结果，是杨明湖单位的人事部门到公安系统看了长安街上的监控录像，确定他不是“反革命暴徒”而给出的结论。但是，我不能接受，绝对不能接受。

百日之后，我把我丈夫的骨灰安放在万安公墓的骨灰堂中，在骨灰堂，，我还看到了王楠、杨燕声的骨灰，他们同样死于六四大屠杀。看到王楠阳光般的灿烂笑容，他才只有19岁，还是个中学生，生命就被无情地夭折了。看到杨燕声的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的照片，放在一张很精致的卡片中，陪着杨燕声一家三口永不分离。此情此景令人心碎，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我决心要认识他们，在他们放骨灰盒的格子里，留下了我的姓名和电话，没隔几天，王楠的母亲张先玲给了我电话，我虽在电话里表示去看望她，由于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很长时间也没有付之于行动。这时接到一封从人民大学来的信，信中字里行间都好似在滴血、在流泪，那是一个母亲对自己17岁的儿子被无辜打死在长安街上的肝肠寸断的悲情诉说。我反复看着这封信，心潮起伏难以自制，即刻分别给她和王楠的母亲写了一封信，由此，我认识了蒋捷连的母亲丁老师、王楠的母亲张老师，而后，也认识了杨燕声的妻子黄金平。

我很敬佩丁老师，在她和张老师对“六.四”死难者寻访过程中，第一个站出来，不畏强势用她手中的笔，真实地记录了找到的“六.四”大屠杀中受难者的生平以及每个受难者背后的沉重……。

从1995年开始，我们这些受难者亲属无论是父亲、母亲、丈夫、妻子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向世人宣告：我们虽是弱者，但我们有着人的尊严，我们联名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我们的诉求：要求政府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开六四大屠杀的真相、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还提出要求人大常委会制定“六四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又提出了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我认为，就我们“六四”受难者亲属来说，提出这三点要求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要求和权利，从尊重公民人权的角度上来看，政府就应该面对我们这一特殊的群体。然而，二十年了，执政政府不但用封锁、冷漠、拒绝答复来回避这些要求，而且，对我们所有参加签名的受难者亲属，进行各种不同方式的打压及人身骚扰，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闭嘴，保持沉默！

我也同样受到这样的“礼遇”，我只是一个签名者，因为，我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及心声。在单位工作时，单位的党委书记、保卫部门几次找我谈话，问我签名的事。我坦然地向他们阐述了我为什么要参加签名的观点与思想，虽然，他们很客气地告诫了我一番，并没有拿我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从此我是被单位的保卫部门做为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及不安定的分子挂了号，每逢国家有什么重大事件都会关注我的言行。

在家里，我同样被公安系统派出所的管警所监控，每年一到清明节或是“六四”祭日，警察就会到我家里来例行公事，或者以一些不存在的事情为由，将我看管在家里不许出去。2001年5月，我出了车祸，躺在家里。六四祭日根本不可能走出家门去参加祭奠，就是这样，警察依然到我家来，早晨一趟晚上一趟，甚至单元门口还有人在那里看守。对于这样的行为，我向他们表示抗议！他们答复我说：说我做了很多白花，六四祭日那天要去天安门广场。当时，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这样的行为，何况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对此，我感到非常的愤慨！现在想来，即使当时我做了白花，我有罪吗？即使我带着自己亲手做的白花，到天安门广场南池子马路边上，到自己的亲人受难地点去献上一束白花，以寄托活着的人的哀思，我有罪吗？中国的哪一条法律也没有规定这是违法的。

2001年下半年，我的居家之地做为危房改造拆迁重建，两年后回迁。当我回来后，我的心情是很高兴的。负责这一片的居民的派出所也换了，由龙潭换到了东花市，我觉得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的生活了，原来的居民楼的居民也分散了，现在住的地方大家谁也不认识谁。可是，当我刚安定下来的第一个清明节，警察就找上门来，问我什么时候去扫墓，这时我的心里才明白，原来，我是做为需要严密监视的对象，被移交过来，包括我的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也同样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反复强调清明节是追思先人、悼念亲人的日子是我的私事，不希望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来打扰我，哪一天去扫墓是我自己的自由，没有必要告诉任何人或者要向司法部门报告。然而直至今天，警察依然在关注着我。

“六四”祭日，我们这些亲人骨灰安置在万安公墓的受难者亲属们，每年都要在这一天举行公祭，以追悼自己的亲人。从1999年我们开始公祭亲人的那一年起，国家安全部门就把我们当作监视对象，安置一些便衣警察，在公祭地点监视着我们的举动。尤其是在2005年，公安谎称可能有学生要去公墓参加祭奠、有记者要去采访受难者亲属，由各个居住地的派出所警察负责，将我们所有参加公祭的难友隔离起来，按照时间段进入，相互间不能见面。这是什么行为？如今，虽然便衣警察少了，但是，在我们公祭的地点旁路灯上装了摄像头，依然在监控着我们的公祭活动。尤其是历经二十年风风雨雨的那些年迈的父母亲们，每年这一天是他们最为心碎的日子，然而他们看到的依然不是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我们每一个受难者亲属依然生活在政府控制的阴影中，不能自由地呐喊：还我们公道！

做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就“六四”大屠杀按照法律程序对我们难属作出一个交待。社会是多元化的，滥用武力去解决社会矛盾，是极权统治的表现。整个世界都在向着文明、和平、尊重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的方向发展，反对暴力，反对独裁，是现今世界的主流。六四大屠杀不能够得到公正的解决，中国的社会就谈不上真正的和谐，民主与法制、保障公民权利的格局也不会真正的到来。

尤维洁

2009年4月

《天安门母亲网站》首发